李斯到底为什么杀韩非子？

众所周知，韩非子主张治国应该信赏必罚、严刑峻法，往往被后世儒者视为性情残暴之人。如汉儒评价韩非子“极惨礉少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甚至史家有意无意将其与酷吏勾连起来，《后汉书•酷吏列传》在记述酷吏周文通时就曾暗示：“为人刻削少恩，好韩非之术，少为廷尉史。”韩非子的性格缺陷，似乎又成就了其思想残暴、不近人情的基本底色——“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艺文志》）。

中国古代刑具

绝对的偏见与成见，自然很难获得别人认同；可是蕴涵部分真实性的偏见与成见，却极富迷惑力。汉儒对韩非子的人格分析，即属后者，也就是说，汉儒的看法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而是多少有些依据的。

《韩非子》里面有很多此类记载，如《外储说左下》所讲“梁车刑姊”的典故。梁车刚刚升任邺令，其姐去探望他，但因天色已晚的缘故，城门关闭，不得不翻墙进城。此举触犯了赵国的法令，于是梁车不念亲情，用类似截肢的酷刑将其姐的脚给砍掉。类似“残害至亲”的例子，确实给人不近人情、惨刻寡恩的印象。就此而言，汉儒的观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一个人性格残忍，有可能导致行为的残暴冷酷；但是行为的冷酷无情，却未必源自性格残忍。汉儒对于韩非子等人，只看表象即轻易得出其性格存有缺陷的历史结论，显然缺乏同情之理解。

梁启超曾如此评价法家：“以形式论，彼辈常保持严冷的面目，诚若纯为秋霜肃杀之气。以精神论，彼辈固怀抱一腔热血。”（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187页）梁氏说法，显然比汉儒客观。因为他没有单纯根据表面形式来评判，而是关注到韩非子等法家诸子的思想动机和情感世界。惟有追问韩非子在“何种语境”、“对何人无情”、“最终目的何在”，才能真正理解韩非子。

韩非子

韩非子及其前辈之所以给汉儒留下一个“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的“残暴”印象，根源就在于他们极端重视规则的权威性，其目的在于通过规则的引导实现天下大治，最终有利于民众。

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上》借晋文公与狐偃的对话表达法家为何“严而少恩”的深层缘由，晋文公问：“刑罚之极安至？”狐偃对曰：“不辟亲贵，法行所爱。”施行刑罚的最高境界，就是在自己最亲近的人违法犯规时铁面无私、依法办事，其目的就在于“明法之信”。

如果一个人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犯法都不徇私，那么谁还能怀疑他维持公正的决心和信念呢？人们自然真正从内心相信法律体现的是非、善恶观念。韩非子不止一次表达其对吴起肢解、商君车裂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惋惜，明明知道践行法家学说会给自己身家性命带来严重威胁，他在《问田》篇依然秉持“利民萌，便众庶”的政治理想，即便献出宝贵生命也在所不惜。读到此处，其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令人动容。

李斯妒才杀韩非，这只是部分真相

韩非子之死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传统说法认为，李斯因嫉妒韩非子而杀之，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谓：“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联系此前“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的暗示，韩非子之死并不排除李斯忌妒同门而欲杀之的可能性。所以王充进一步将司马迁潜含的观点明确化为“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论衡•虚祸》）。

欲正确认识和评价韩非子之死与李斯的关系，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臣子的李斯是否敢于背着精明的秦王私自逼迫韩非子自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深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此处隐含的信息值得反复品味。从秦王派兵攻韩、扬言要见韩非子体现出的“知音难求”的迫切心情，与韩非子到秦国之后秦王对韩非子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正面的态度仅仅为“悦之”而已，显然，“悦之”只是一种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情感形式，其馀诸如“未信用”，对李斯、姚贾要求杀害韩非子以绝后患的进谏“深以为然”，并命令将韩非子关进监狱等行为，均表明，秦王对韩非子表面上似乎十分尊崇，暗地里却真心想将其置于死地。

李斯之所以敢将毒药送给韩非子并逼迫其自杀，可能是得到了秦王默许的，否则，李斯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逼迫韩非子自杀。事后秦王嬴政虽然后悔将韩非子下狱，得知其死亡消息后却不再追查背后的原因，更能说明问题。

秦始皇嬴政

就此而言，韩非子之死，其实与秦王嬴政的关系最大。秦王嬴政之所以欲置韩非子于死地，根本原因在于韩非子出使秦国肩负着“存韩”使命及先赵后韩的战略建议，与秦国既定的先韩后赵的东进战略之间有激烈冲突。从逻辑角度和军事战略角度分析，韩非子先赵后韩的观点确实存在太多漏洞，因为秦国不会真正相信曾背叛过它的韩国会死心塌地地跟随秦军去攻打强大的赵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东方六国对于秦国东征的野心早就洞若观火，因此，是否能够成功说服楚、魏中立，存在太多变数。相反，秦国既定的先韩后赵的战略则非常现实。两种战略方针一旦决出高下，韩非子“身死云阳”的悲剧命运也就因此而注定了。

韩非子之死是否真的又与李斯毫无关系，真的像学界某些观点认为的是受“众恶所归”效应的影响而冤枉李斯的吗？此又不尽然。原因在于，韩非子之死固然应由秦王嬴政承担首要责任，但是李斯在整个过程中至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其中难免掺杂进去年轻时代同门之间的个人恩怨及嫉妒心理，同时也有韩非子在秦国得势进而威胁自己政治地位的担忧，凡此种种，使得李斯在韩非子被逼迫致死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积极的参与者角色。韩非子之死，李斯同样难脱历史责任。